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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当下文学创作的要义之一


作者:冉正万  时间:2008-10-31 10:47:30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在当前,由于文学批评的失范、娱乐性的膨胀、文学性尺度的矮化或者弯曲,在世界文学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国文学,已经被一种先天的幼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那种盲目地、乐观地庆祝我们的文学创作取得巨大成就的言论,要么是文学圈子里互相手淫、互相取乐,要么就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只要翻一翻几百本文学杂志就可以大致知道:当下文学创作有三种显而易见的毛病:一是窄,二是贫,三是弱。窄是题材的狭窄,缺乏异质感,与以往的文学创作相比,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拓宽,很多文学作品像在一个连通器里面,不但水准一样高,就连里面的素材也在共同使用:比如学费、疾病、坐台。大量的作品在写到农村姑娘进城的故事时,那些当小姐的女子不是因为有一个急需学费的弟弟,就有一个生病住院的父亲或者母亲。说实话,这些作品远远不及《南方周末》甚至《知音》、《家庭》上的纪实文章精彩。贫是想象力的贫乏,迟钝、笨拙、虚假。情节的无依无靠与悬荡,有意无意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减速带或者一堵墙。弱是笔力不够,下笔滞涩,不但缺乏文本建构力,缺乏文学价值,就连叙述本身也大成问题。一篇作品不是在文学上打一个记号,不是在人的思想上打一个记号,不是在智慧上打一个记号,而是自以为是地对生活下判断。后面这两点,贫和弱,在一般人的作品中存在,在大量已经发表了的,甚至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中也存在,很多作品前半截还行,还过得去,眼看文学价值就要形成的时候,笔墨却一下荡开,编造一番,然后草草收场,浅尝辄止。
    这写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作家们的创作当中,给这些作品提供刊载的媒介物也同样存在,只不过说法不一样,本质却没什么太大区别,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赝品泛滥,杰作隐匿!
    出路在哪里呢?要提升汉语言文学创作的品质,需要做的事还很多,但最迫切,也最有用的,无疑是提高文学标杆,回到有难度的写作上去。
    难度,这本来是文学创作的题中要义,是用不着把它独立出来进行讨论,就像活着必须呼吸一样,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但是,随着文学的泛化,创新精神的丧失,作家们——如果作协的人都可以叫做作家的话——作家们正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难度。有意回避难度,是为了追求产量,增加亮相的频率,以便得到社会的关注;无意地回避难度,则是因为悟性不够,缺乏干这一行的智慧。
    我们先从语言上看,不管什么样的文体,语言的难度无疑是最大限度地接近表达的对象,也就是准确性问题。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它本身没有气味也没有颜色,它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把一个人感觉和感受全呈现出来,所以只能是最接近地还原一个人的感受,永远不可能代替感受本身。这样一来,感觉与文字之间永远有距离,文学创作最重要、也最难的地方,就是尽可能地缩短这两者之间距离。古往今来,文学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语言大师。我们的思想和身体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所在,是一种知觉,在把这种知觉形成文字,使他人产生共鸣时,语言的准确性是没法回避的。当然,如何才能缩短语言与感觉之间的距离,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诗歌、小说、散文,使用的方法不同,就连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采取的手段也不尽相同,有时候,必须直接说出,越简洁越好,有时候正好相反,必须转弯抹角,采取暗喻、反讽、借用等等手段才能更加准确。
    再看文学的精神角度,这是文学创作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也是迄今为止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往讨论的往往是对文学精神的不同理解,而不是对其重要性的强调,现在已经沦落到需要强调其重要性的时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刚才我用“连通器”来形容当下文学创作的趋同性,那么我们在这些缺乏创新精神的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文学精神是什么呢?是一种集体性质的“发嗲”,用一种嗲声嗲气的撒娇声代替了文学应有的忧患与苦难,忧患与苦难并不是文学精神的全部,但是,如果缺少了忧患与苦难,无疑就是对文学精神的轻慢。文学精神是一种内省的、主观的,是能够照亮生命暗道的七彩阳光,是贯注生命主体的浩然之气,是能够让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残缺性,同时唤起对其完美与超越的企望的。古人说文以载道,说句话永远不会过时,只不过,什么是道,而道在又那里,这就是难度。
    最后再从审美的现代性与文体结构上看,这两个方面,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最大的差距。我们不但少有探索,有时甚至可怜巴巴地、以一种乡巴佬似的固执加以拒斥。看看最近两年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就应该知道,我在这里所说的审美的现代性还剩多少。表面上看,似乎在强化现实注意,可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并没有表达出现实,远远没有比现实本身更精彩和深刻,有时候甚至让人感觉到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言自语。在具体的写作当中,如果不注重审美的现代性和文体意识的获得,就连作品的真实性都会遭到怀疑。有人说,在文体结构方面,一个严肃的作家,一生当中如果没有一至两次的文体变构的闯关,没有自己否定自己,将很快就会被时代淹没,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仍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比如莫言,比如余华,比如韩少功,他们在文体层面上的变革是有目共赌的,取得的成就当然也就比一般人突出,也许再过二十年,屈指可数的仍然是他们。
    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每个人面临的难度是不同的,如何提高难度,如何提高文学创作的标杆,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可以肯定,没有难度的创作最终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责任编辑:遵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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